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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花300万买婚房 不料买到出过2条命案的凶宅

2017-11-17 10:37 来源: china.com
编辑:宋育格

(原标题:广州男子三百万买笋盘当婚房,结果买到命案凶宅……)今天,市民王先生向咩事反映,他通过中介在广州大道北一小区以低于市场价买下一套房做婚房。买房前中介只告知他有老人在里面去世,他签完购房协议后,朋友告诉他房子是出过命案的凶宅。

王先生和卖家达成一致,欲解除购房协议,不过中介则表示要追讨9万元的中介费。中介表示,此前已明确告知王先生凶宅“发生过命案”。

买家:中介只说房子“死过人”

“现在中介每天都要打四五通电话催中介费!”王先生表示,今年9月初,自己通过德诚行地产中介推荐,来到白云区广州大道北,中介人员谢小姐带他去看房。

9月2日,谢小姐带王先生看了广州大道北一小区的一套房子外围,房子约96平方米,售价约300万元。而该小区的市场价在4万元/平方米以上。王先生表示,自己觉得很“抵”,不过谢小姐提到这个房子里“死过人”。王先生称,他再三追问,谢小姐只是含糊说“有老人家过世”。王先生表示能理解,人有生老病死,住在房子里的人如果自然死亡都可以接受。

王先生当天决定买房,按中介要求缴纳2万元定金,另有3万元定金以及9万元的中介费迟点支付。由于业主当天不在,中介叫来业主的委托人和王先生签了购房的三方合同。

咩事看到,房子的成交价为300万元,中介费为9万元,卖方支付营业税16.8万元,在合同备注一项,由中介注明“买方已经知悉房子的真实情况”。

结果:笋盘竟是“凶宅”?签约不到一周,王先生将买房一事告知朋友,朋友上网查询后告知他该房屋出过“入室杀人案”。王先生半信半疑,立即到小区走访,果然房子确实是出过两条命案的凶宅:3年前一男子持刀将妻子和小舅子在房间里杀死,房子此后一直空置,“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王先生感到很气愤,他说,如果是老人在房子里过世自己还能接受,毕竟价格这么优惠,“可是发生过命案,实在太凶了,我怎么来做婚房?”

他认为,中介故意隐瞒凶宅,希望能解除合同,也获得业主的同意。“业主同意和我签解除合同书,并退我定金。”但没想到中介却不同意,“每天不断打电话催缴剩余的9万元中介费,补齐定金,还说要追究我违约责任。”

中介:签合同前明确告知是凶宅

中介谢小姐对此表示,王先生在签订三方合约前,她已明确告知对方这是凶宅,出过命案。“他是想捡漏才买这间凶宅,而且协议里写着他已知道房子的相关情况。”谢小姐说,王先生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自己资金出现问题,才找这样的借口。

谢小姐表示,业主确实不再追究王先生的违约责任,但作为中介,既然已经签订了三方合约,中介费是必须要缴纳的。她表示,目前公司的法务部也会继续跟进处理。

律师说法

对此,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陈曼兴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规定,中介公司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购房人如实报告。中介公司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公序良俗的角度看,发生过命案的“凶宅”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有较大影响,属于中介公司应向购房人披露的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从本案来看,一方面,购房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已知该房屋价格明显低于同小区的其他房屋,且房屋“死过人”,并在合同备注一项,由中介公司注明“买方已经知悉房子的真实情况”,买家应当负有审慎注意的责任。另一方面,仅由中介公司注明“买方已经知悉房子的真实情况”,并不能当然证明中介公司已向买房披露该房屋发生过命案的信息。

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中介公司已完全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虽买卖双方最终一致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但中介公司为该房屋买卖提供了中介服务,且购房人对于买卖无法最终促成负有一定责任,购房人应当支付一定比例的中介服务费。

议论:大多数人忌讳买“凶宅”

如果买房时出现便宜的“凶宅”,你会考虑吗?咩事随机采访多位街坊,绝大部分人都坚决表示不买凶宅。

白领王小姐说,住在凶宅里有心理阴影,心里毛毛的,担心每天晚上做噩梦;老板江先生也表示,这个便宜不好占。但也有年轻人不介意,90后小文表示,关键是看卖得有多便宜,低价下必有勇夫。

王先生所购凶宅附近的一名业主则表示,自己每天住在凶宅楼上并不害怕,“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多少年前肯定也出过死人事件,没必要太忌讳。”

相关报道:租客自杀别墅成“凶宅”房东向死者家人索赔200余万

因为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男子任华让女友和表嫂作为租赁合同签约人,租下一栋别墅。不到一年,任华因患抑郁症在租来的别墅里自杀身亡。房东认为自己的别墅成了“凶宅”,将两名合同签约人告上法庭,要求二人连带赔偿房屋贬值损失人民币265.5万元。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获悉,该法院日前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房东要求赔265.5万元。法院透露,2015年,李明购买了一栋位于上海普陀区某高档小区的别墅,由于暂无自住打算,便对外出租。

经中介介绍,李明遇到一对想长期租房又有经济实力的青年男女。双方从看房到协商,进行得都很顺利,但租客任华提出自己由于工作原因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希望具体合同的签订由其女友唐兰负责。

李明了解到唐兰不是上海户籍,为保障合同能够安全履行,要求任华再找一位上海户籍的亲属作为共同签约人。于是,任华联系了自己住在附近的表嫂徐丽莲帮忙。

2015年11月19日,李明同唐兰和徐丽莲二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期为2015年11月20日至2017年11月19日止,租赁押金25000元,月租金12500元,按年支付。合同中约定,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得将房屋转租或分租给他人。当日,唐兰向李明支付了一年的租金和租赁押金共计175000元。

起初,该别墅由任华和唐兰一同居住,不久后二人分手,唐兰搬离后由任华一人居住。2016年9月,任华因患抑郁症,在该房屋内自杀死亡。事后,经李明与任华亲属沟通,双方均同意解除租赁合同。事后李明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唐兰和徐丽莲二人连带赔偿房屋贬值损失人民币265.5万元。

原告李明认为,被告唐兰、徐丽莲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再将房屋再转租给任华居住的行为属于未经李明同意,擅自将房屋转租他人,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同时对房屋实际居住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房屋内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让房屋成为“凶宅”,导致房屋的市场价值发生贬损,至今无法出租亦无法出售。因此,根据《民法通则》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的规定,李明主张两被告按照房屋购买价格的30%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265.5万元。

被告唐兰、徐丽莲共同辩称:两被告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只是实际居住人任华的签约代理人,李明在出租时亦知晓这一情形。实际居住人任华因抑郁症自杀属于意外事件,并非被告所能控制,且即使存在不良影响,伴随时间推移,该事件影响将逐渐减弱,故两被告对此并无过错。另李明要求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也不够客观,该事件发生后,原被告双方已协商解除合同,租赁期内提前支付的租金及押金尚未退还,该款可用于弥补李明的经济损失。因此,不同意李明提出的全部诉请。

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原告李明提起财产损失赔偿诉讼的主要理由是两被告在签订租赁合同后的侵权行为,加上任华的自杀行为,导致系争房屋出现价值贬损。

法官主要从三方面解析该案争议焦点:

第一,唐兰、徐丽莲二被告在该起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

首先,二被告让非签约人任华实际居住的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转租”。通常意义上的“转租”是指承租人将房屋交由他人使用并收取一定费用的行为,未经出租人同意,禁止转租、分租,除了保障出租人选择权,还有着不让承租人转手牟利的含义。

该案中,李明并无证据证明任华向唐兰支付租金这一事实。且现实生活中,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承租人可以自己居住,也可以邀请家人或其他有特定亲密关系的人一同居住,该案中,唐兰同曾为男朋友的任华一同居住也并无不妥。

其次,该案证据足以证明李明知晓任华为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或实际居住人。李明出于交易安全考虑,要求被告徐丽莲一同加入租赁合同,即表明李明并未将签约人当然视作实际居住人。

而任华作为被告唐兰的男友,一同参与租赁事宜协商,李明也应当足以预见到非签约人任华可能实际居住该房屋内。且结合各方当事人对于签约过程的陈述相互印证吻合,足以证明李明知晓任华为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或实际居住人。

再次,两被告对于任华的自杀行为并无合理注意义务。任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身患抑郁症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其主观意识造成的,这并非两被告所能控制,该行为大大超出了被告所应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的限度范围。

因此,唐兰、徐丽莲二被告在该起事件中不存在过错。

第二,任华的自杀行为是否造成了系争房屋的价值贬损?贬损了多少?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贬值损失的认定,应考虑“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损失金额是否确定。李明购置房屋是为今后居住及生活所用,自杀事件发生后,房屋的结构及设施等并未发生任何损害,其使用价值亦未降低,最重要的是,李明也未将该房屋实际出售,其所称的“损失”仅仅体现为一种主观上的可能性,目前并未实际发生。其次,李明提供一份中介人员对该房屋价格的录音内容。从形式上看,电话咨询的内容并不具有确定性,以电话咨询调查来确定“损失”金额并不客观。李明也表示,诉请中以房价30%的标准作为损失是其个人内心的评估,不能构成法律上认定损失的基础。

因此,该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自杀行为对系争房屋造成实际价值贬损。

第三,被告的行为及任华的自杀与李明所称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必不可少的链条。从大前提看,李明提供的电话咨询记录表明,中介人员对于房屋是否会发生价值贬损也并非绝对肯定,考虑到任华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并非所有人会对房屋的居住产生忌讳,有可能会产生贬值损失。从小前提上看,李明并未将该房屋实际出售,这种“损害后果”只是一种主观可能性,并未实际发生。故从相当因果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来看,李明所称的房屋贬值损失与任华的自杀行为间并不存在侵权法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最后普陀法院审理判决,驳回原告李明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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