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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周刊:什么叫台湾,我曾经没有把握

2015-02-01 06:59 来源: 新文化报- 新文化网
编辑:张昕莹
核心提示:《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曾说过:“虽然随着自由行的开放,两岸年轻人的走动越来越频繁,但是台湾和大陆的青年都在彼此想象对方,误解还存在。”

“彩虹眷村”一角(在台中市,有一个眷村因为遍布七彩“涂鸦”而被称为“彩虹眷村”,成为当地的热门景点,创作这些画作的是被人们昵称为“彩虹爷爷”的退伍老兵黄永阜)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曾说过:“虽然随着自由行的开放,两岸年轻人的走动越来越频繁,但是台湾和大陆的青年都在彼此想象对方,误解还存在。”

我想,这误解肯定不是花三五天的时间随便走走看看就能解除的。不过,借由一些书籍或文章,或可了解一点情况、解除一些疑惑,本期封面文章正有此作用,若你有意向台湾走起,不妨来读一读。

封面文章

■牛角

关于旅游,我有一点想法,那就是要了解一个地方,你得花大把的时间待在那里,走马观花是不成的。说起来我就很羡慕我的一个同学,他读博士的时候获得了一次交流机会,去台湾一年,这个时间跨度,我想是了解台湾,甚至只是了解台北的一个起码的底线了。那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呢?

在一个地方生活和旅游完全是两个概念。旅游的人,花着钱占着时间,所以必须要仔细感受,希望在这仅有的时间里深切地了解他所行走的地方,所以他对所见所闻都印象深刻。然而也是因为时间上的局限性,旅行的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认识往往充满了偶然,这种偶然又会被旅行者那种深切渴望放大,最后简单地形成成见,或好或坏,但很可能不真实。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会因为偶然的见闻对家乡产生或好或坏的成见,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地方,去纠正所有的误解。

大陆客

音乐人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述关于台湾的历史,开篇语这么说:“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里保留了我们的过去,并预示了我们的未来。”打从两岸开放旅游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文化人拜访了台湾。而他们又无一不对台湾印象良好,比如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台湾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我们这边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断裂了。作家韩寒的原话是这样的:“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共识,就是不少人在台湾丢了钱包都被找回来了。诸如此类的具体印象,让高晓松们得出了“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样的结论。

当然,也有人会反思大陆人对台湾的这种观感,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台湾,还是添加了我们的视角?比如蒋方舟,她在文章里写道:台湾人的确很好,温良恭俭让,亲切友善温和有礼。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们,正如台湾钱永祥教授所说,“台湾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陆人所投射的期望。”“换言之,大陆人乃是台湾人的‘有意义的他者’”。就好像罗永浩说的,既然牛已经吹出去了,我也只好努力向那个境界靠拢。但问题在于,台湾的美好主要来自大陆人不由分说的赞美。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吗?”

台湾仔

写出《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就说:“整个大陆的年轻人都喜欢用台湾去投射大陆社会。比如前几年说台湾社会是温良恭俭让,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蒋方舟和韩寒去了台湾,都会丢手机丢钱,然后又找到了,白岩松也在台湾丢过东西,也找到了。很奇怪,我在台北丢了手机,就从来没有被人送回来。”对于丢东西这件事,蒋方舟倒是解释过,台湾当地警方之所以那么积极,主要是因为蒋方舟大陆游客的身份,这里有面子问题。当然,我想要谈论的不是丢东西的问题,而是廖信忠和他的新书《我们台湾这些年2》。

廖信忠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仔。说土生土长,是因为他是地道的“本省人”。2007年的时候,廖信忠因工作关系,被公司派到上海。闲得无聊,他就在天涯上写自己在台湾的成长史,结果写出了《我们台湾这些年》(2009年11月出版),畅销百万册。我没赶上天涯的连载,是后来看的书籍。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书,不如说是个人回忆录,讲述的是时代烙印在他自己身上和身边的故事。语言也轻松活泼,类似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火大了,这是廖信忠始料不及的。他俨然成了台湾的代言人,这让他惶恐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了某种使命感,作为两岸青年沟通的一座桥梁,他有责任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来讲述台湾。于是就有了如今这本《我们台湾这些年2》。

当然,态度上的严谨并未破坏文字的轻松。廖信忠并没有放弃他的小人物视角和讲故事风格。他说:“的确有很多写台湾的书,但那些都是很宏大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视角,其实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小人物的身边事。所以我的书里,都是从一些民间传闻、都市传说、街头巷尾的耳语之类的,去拼凑出整个时代气氛的转变。”

民风彪悍

我个人以前对台湾的了解,或者说对于台湾的兴趣,是起始于1949年的。因为这之后的台湾历史与大陆发生了深远的联系,而这之前,这个小岛上的故事,我其实是不怎么关心的。比如台湾的原住民,在看电影《赛德克巴莱》之前,我的印象仅止于他们的歌曲。在高晓松的节目里,对于1949年以前的台湾史,也是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就带过了,显然他知道观众真正想听的是什么。

台湾的族群问题,可能是台湾历史中最重要而又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部分。我们更多关注和了解的是“二二八惨案”以及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之前,本省人自己的矛盾,我们往往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是本省人的历史,塑造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如果我们细看这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候的台湾人跟“温良恭俭让”真是毫不沾边,用“民风彪悍”来形容可能更恰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道理不仅仅适用于生物的进化,在人类社会中也是适用的。台湾作为一个岛屿,上面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移民,原住民也不例外。汉族人去台湾,主要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在海运不发达的年代,去台湾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当时谚语有云:“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所以那个时候,台湾海峡也被称为“黑水沟”,而朝廷政策的反复,又让渡海者有了政治上的风险。而且并不是到了台湾就万事大吉了,你还要生存,还要竞争,你要对抗水土,还要抢夺资源。你想想,在这样残酷的淘汰下,能在台湾繁衍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有勇气、有毅力、还得身强力壮。

闽南与客家

早期汉人和原住民的关系,特别类似于早期北美殖民地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原住民的土地渐渐被汉人蚕食,要么被同化,要么就向穷乡僻壤里移民。这让我想起罗永浩的一个段子:我们管人家叫“高山族”,那是被汉人赶到山上去的,猴子才住在山上呢。

更激烈的竞争爆发于汉人内部,来自福建的闽南人和来自广东的客家人。闽南人主要来自于福建漳州和泉州,他们移民台湾更早,人口也更多。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的潮汕地区,当时在台湾的移民人数也就是闽南人的十分之一吧。据说客家人移民人数少的原因是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施琅坚决禁止客家人迁台。所以客家人的移民谚语比闽南人惨烈多了:千个人去无人转。因为客家人没有户口,所以也就没有土地,他们主要是给闽南人做佣工。这关系你说好得了吗?而真正让他们变成世仇的,则是几场战争。比如康熙末年的朱一贵抗清事件。

朱一贵是漳州人,养鸭大王。为了反抗台湾知府的压迫,打着明室后代、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闽南贫民起义了。而另一个潮州人杜君英,带领着他的客家佣工也起义了。很快两家起义军兵合一处,打败了清兵。然后狗血的剧情又开始了,朱一贵为争夺起义军领导权,给杜君英设下鸿门宴,杜君英侥幸逃脱,但他的客家大军只剩下一万人了。他派人突破封锁,回到客家聚集地,告诉客家人他们被闽南人屠杀的情况。客家人立刻对周边的闽南村庄实施血腥报复。朱一贵一看闽南人被客家人屠杀,于是决定派兵南下。客家人人少自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客家人选择了拥护朝廷。在客家人和清兵的合击下,朱一贵起义被绞杀。这件事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清朝解除了粤籍人来台的限制,此后潮州、惠州客家人纷纷渡台。另一个后果则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也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多少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悲剧。

在很长一段历史里,闽南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不断。而当权者为了统治,往往选择纵容这种矛盾。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侮闽”的记载。即使是到了国民党来台之后,面对“外省人”的强大势力,双方仍然难以和解。比如在闽南人眼里,台湾人的组成是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客家人被剔除出本省人之外,而客家人对于各种不公正也十分敏感。前不久发生一件事,台湾公职人员考试,国文科出现闽南语民歌《补破网》歌词的阅读测验。客家人不干了,纷纷抗议。最后考试院屈服于政治压力,宣布该题不算分。客家人抗议的,不是考试没有客家话的题目,而是出现了福建佬话试题,是可忍孰不可忍。

宝岛一村

早听说过“眷村”这个名字,具体了解细节是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伟忠妈妈的眷村》。伟忠姓王,是台湾著名的综艺节目制片人。王伟忠拍这部片子,是因为他生长的嘉义建国二村即将拆迁,而王伟忠父母一辈,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几年,其中的感情可想而知。

所谓眷村,就是来台军人及其眷属聚居的村落,有点类似于大陆这边的部队大院。在全台湾的部队附近几乎都有眷村,而在本省人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眷村类似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当然按照军种和等级,眷村也有好坏之分,好的类似于美国郊区的小区,坏的则和贫民窟相仿。然而不管是哪个等级的眷村,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员构成复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一个眷村,就像一个小小的中国,于是形成了特有的眷村文化,而眷村最著名的文化,是乡愁。

最初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想过会在这里住一辈子,以为过不了几年,就可以跟着“蒋总统”去“反攻大陆”了。王伟忠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讲父母当年的事儿,当初他爸爸带他妈妈去台湾,跟他妈妈的父母保证去玩玩就回来,结果直到最后开放大陆探亲才能再回去。他母亲回去哭着跪在伟忠姥姥面前,老人说,你会玩呀,一玩就是40年……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描述这种离别,“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王伟忠的眷村情结很深,除了这部纪录片,前几年他还和戏剧导演赖声川合作了一部舞台剧《宝岛一村》,这部剧在大陆巡回上映后引发了大陆观众对眷村的极大兴趣,感觉眷村的生活是如此美好,简直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地步了。那是眷村吗?那是桃花源。大陆观众的反应也把台湾的外省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生出了“哪有那么好”的感叹。

究其原因,一方面怀旧这种思绪往往容易让人把过去美化,只留住美好的东西,而忘掉苦难的记忆。另一方面,王伟忠出身的建国二村乃是空军眷村,条件在眷村里本来也是好的。起码在廖信忠这样的本省人的眼里,眷村远没有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眷村里最惨的,莫过于基层的单身老兵。一开始出于战争考虑,他们不被允许结婚。到了后来政策改了,他们却找不到对象了。本来外省人中女性就不多,而且主要都是家眷。而本省人,即便不谈族群的隔阂,谁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些又穷又老的老光棍啊?

最后那些嫁给老兵的台湾女人,有一部分是智力或肢体障碍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原住民妇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贫困想靠女儿“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亲就是外省老兵,母亲是原住民。廖信忠说: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的荣民父亲(指退伍老兵),带着他智障或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这才是眷村的一体两面。而更大的误会在于,人们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只占了六分之一。所以,“伟忠妈妈的眷村”不代表眷村的全部,而眷村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不了整个外省人群体。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台湾历史的残酷一面,那是因为这一面往往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但这又是真实的一面。不了解这一面,我们又怎么敢说自己了解台湾?张雨生有一首歌叫《心底的中国》,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叫中国,我曾经没有把握。”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中国是属于他们父辈的乡愁,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很遥远的地方。

一切印象都是主观的,都是情绪化的,都是道听途说的。直到有一天,你能亲自去看看,听那里的人讲讲,你才能得到一个血肉丰满的印象。对台湾人如此,对大陆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然后彼此执手相看泪眼,感叹一声:大家都不容易啊!

书名:《我们台湾这些年2》

作者:廖信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内容简介:这本书的内容,就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真是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在这本书里,我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讲述三十多年来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与小八卦,与您分享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作者简介: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台湾,在台湾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后被派往上海,从而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32岁的廖信忠因《我们台湾这些年》几乎一夜成名。时隔五年后,《我们台湾这些年2》又得以出版。

编辑:李艳华美编:姜恒校审:周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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